会风潮和人们的心理预期。《红岩》编辑们决定，增加当期杂志印张，并用小五号字一次刊完这部23万字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林彦说，正是因为长期的禁锢，很多好作品埋没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红岩》的创刊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个平台，“当时发稿的刊物太少，而好作家太多”。

　　在《红岩》上刊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当时的周克芹还是四川省简阳县红塔区的一位业余作家，正在农村务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最早发表在当地出版的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1979年8月底，内江建国30周年征文评选会召开，周克芹到会，带来了刚刚修定完毕的最后3章手稿。此时，时任《红岩》编辑的殷白专程赶来内江参会。殷白看后欣喜万分，马上同《红岩》主编王觉沟通，二人连夜传看完《许茂》全稿。凭着敏锐的眼力，他们断定这是篇好稿子，定下了《红岩》一次刊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决定，并且立即将作者和作品一并带回重庆，继续改稿后发表。

　　此后，殷白写了一篇长文《题材选择作家》评介这部小说，并于1980年1月将稿子分别寄给了《文艺报》、周扬和沙汀各一份，周扬和沙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责任编辑熊小凡也开始了紧张的编辑工作。

　　熊小凡夫人回忆，熊小凡在那个时期，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他把自己融入小说，一字一句循着作者的思路，走进许茂和他的女儿的内心世界，而后又走出来，帮助作者将他们内心最美好的追求描画出来。”

　　仅用了一个星期，经打磨、雕琢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成为“出于其类、拨乎其萃”的作品，在《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1980年2月，熊小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进一步解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同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书，发行达16万册。7个月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终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林彦说，现在来看，这样的轰动来源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文学终于回到了它应该行进的正常轨道之上。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继《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红岩》上首发，并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红岩》上发表的张昆华的《蓝色的象鼻湖》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王群生的《彩色的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沈石溪的《热带雨林狩猎笔记》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另外，许多作品改编成影视和戏剧，如黄济人的《重庆谈判》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李一清的《山杠爷》改编的电影《被告山杠爷》，获全国电影百花奖、金鸡奖和华表奖……曾获全国优秀诗集奖的重庆著名诗人傅天琳、李钢也是从《红岩》走向全国的。

　　但是，随着文学刊物的增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岩》几乎只是作为一个地方刊物存在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日益减少。

　　原《红岩》主编梁平分析，“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将文学眼光放之于全国”。2000年过后，《红岩》改版，尝试走出重庆，将眼光对准全国一流作家，同时把重庆本土作家放上全国平台，以激励和鞭策。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重庆文学的代表刊物，《红岩》只是一个缩影，这条路道阻且长。

　　但值得重庆文学界铭记的是，今年3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责任编辑、原《红岩》副主编熊小凡老人在弥留之际，已失聪、失语的他，依旧用颤抖的手留下了“重庆小说要有忧患意识”的绝笔。

　　所有川渝作家的心态，他们急需一本自己的刊物。”林彦说。

　　于是，重庆文联安排王觉、熊小凡、殷白等人负责《红岩》复刊后第一期稿子的编辑，而林彦则负责赴成都履行复刊的相关手续。几乎一路绿灯，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局等单位很快有了批文，四川人民出版社为《红岩》复刊提供了印刷纸张。

　　林彦说，“没有纸张，《红岩》也不能顺利复刊。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致是巴金的侄子，也是我的朋友，非常支持复刊，把自己单位的计划内用纸给了我们。否则，《红岩》能不能找到纸张印刷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纸张供应都是有计划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纸，即使找到了，价格也很贵。”

　　1979年10月，《红岩》复刊号“出世”。第一期发表的《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又名《一双绣花鞋》）轰动全城。据透露，该小说在文革期间被禁，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1979年，随着思想的解放，《红岩》编辑大胆冲破禁锢，公开刊印了这部小说。

　　饥渴的人们仿佛找到了一缕清泉。《红岩》复刊号第一版印了10万册，几天就一抢而光，很快又加印数次，重庆新华书店门口那时天天排起长队，观众说：“我们就是冲着来买这双‘鞋’的。”

　　《红岩》复刊后的第二期，刊印了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同样引起轰动，订购单从全国四面八方飞到编辑部。据统计，《红岩》复刊后第一和第二期的印量都超过了10万册，最高在20万册左右。这一数据成为《红岩》印量迄今最高峰。

　　林彦说，他专门邀请了新华社、印刷厂、发行所等单位的人员开会，造声势，“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并且列出了要目，全国一下子就知道了《红岩》的复刊，订阅量猛增，第一二期就收回了一万多的开办成本，盈利了！”

　　“许茂”背后的故事

　　《红岩》复刊“一开始就引起了轰动”。而第二期刊印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文革十年反思的先河，契合当时的社

　　“复刊，这是个鬼点子”

　　“《红岩》能在1979年复刊，基本上是我一手操办的。”81岁的林彦老人说。林老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也是迄今为数不多的仍健在的《红岩》复刊事宜的亲历者。

　　1978年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百废待兴的第一步。在重庆，文艺界也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1979年，在文革期间被撤销的重庆市文联恢复了日常工作。当年4月，在市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很多代表提议，恢复工作后的文联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大型文学刊物。

　　“这个提议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可是新办一本文学刊物需要到北京审批，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件很难、不太可能的任务。”林彦说，大家商议过后表示，既然不能新办刊物，那就让已经停刊20年的《红岩》复刊。

　　和人们想象中的不同，《红岩》停刊并非因为文革，而是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不得以为之。

　　林彦回忆，重庆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共西南局驻地，也是当时的西南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按照当时的行政规划和建制，成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西南文联”，1951年10月25日，《西南文艺》创刊。

　　《西南文艺》可称作《红岩》的前身。不过，在1954年以后，由于中共西南局和行政大区建制的变化，《西南文艺》没有了主办方。1956年7月，由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将《西南文艺》更名为《红岩》文学月刊，继续编辑出版。1959年西南大区撤销，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迁往成都，《红岩》文学月刊停办。

　　“当时改名的时候，有人建议可不可以不以主管主办机构的地名命名，搞一个《重庆文艺》，而是以地方特色作为刊名，最后觉得‘红岩’能够代表重庆特色，所以就用了《红岩》作为刊名，成为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的一本刊物，这可能在全国都应该是首创。”林彦说。

　　在《红岩》停办后的1979年，人们想到了既然不能新办杂志，就复刊以前的《红岩》。林彦笑着表态“这真是一个鬼点子”，很聪明的做法。

　　“一双绣花鞋”轰动全城

　　1979年4月，重庆市文联开始筹备《红岩》复刊。半年过后，由重庆市文联主管主办的《红岩》文学季刊正式出版发行。

　　长达10年的禁锢，使人们对文学的期待如潮水般汹涌，但在西南地区，当时还没有一部大型文学期刊。这和外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革结束后，全国性的文学期刊陆续复刊。1976年，《诗刊》、《人民文学》复刊；1977年，《儿童文学》、《世界文艺》……中央级的文学期刊开始陆续复刊。1979年1月的《收获》复刊和此前一年的《钟山》创刊，开创了地方主办的文学期刊复（创）刊的先河。

　　“重庆，包括整个西南地区当时还没用动静，所以《红岩》的复刊就显得非常迫切，这是当时

　　1979年10月，由重庆市文联主管主办的《红岩》文学季刊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当时西南地区首个在文革后复刊的大型文学期刊。此后的几年中，《红岩》陆续推出了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黄济人《重庆谈判》、叶辛《风凛冽》等在全国获奖的优秀作品。其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时光荏苒近30年，当时的《红岩》为何能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复刊的大型文学期刊？复刊之后的《红岩》为何能一举轰动，首发周克芹成名大作？

　　时值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试图重现那段历史，从一个侧面展示新时期重庆文学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