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重庆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广交会。在交易会上，展台前几乎无人问津。偶有几个外商上前了解情况，也多把重庆当作一个小山村。有个别外商，甚至问道———“你们那里有电灯吗？电话可以打到国外吗？”

　　这就是当时本埠外贸的真实写照：零起点。

　　为了推销“重庆造”，重庆对外开放后的第一任外贸局长况浩文甚至曾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潜入韩国，历经艰难风险。

　　今年已经78岁的况浩文感慨万千：“二十几年来重庆外贸发展所遭遇的种种酸甜苦辣，让人毕生铭记于心。”

　　■信报记者 黄光红 文 张秀良 图

　　破茧而出

　　单列之后万事开头难

　　1978年，新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但开放潮其实首先自沿海地区始，5年后的1983年，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才真正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也就是在这一年，曾经在解放初期任职于公安战线、写出过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的况浩文走马上任重庆市外贸局局长。 

　　此前，作为四川省下辖的一个市，重庆没有进出口权。那时的重庆外贸机构，只相当于半个内贸局，主要做一些收购、储存产品之类的事，然后根据省里的指令转运到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至于产品出口到哪里，外贸机构的人即使在将产品运到指定地点后也不会知晓。

　　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广交会，一次又一次地让重庆人向往而又无法走近。在况浩文的记忆中，1983年前所举行的数十届广交会，重庆总共只去过“1个半人”：其中一次，是四川省代表团给了重庆一个名额；另一次，则是四川省代表团去参加广交会时，因对某种重庆产品不了解，临时在重庆找了1个人去（况浩文将之称为只有半个人去）。

　　由此，1983年前的重庆，对外贸易几乎接近零。况浩文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9年至1982年这24年时间里，重庆的出口国仅限于前苏联、朝鲜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总额只有8325万美元，远远不及现在1个月的量。

　　其中，1982年只出口到了前苏联和朝鲜，总额仅为39万美元。

　　其间，所出口的产品只有生丝、坯绸、药材，以及菌类、广柑、羊皮、猪鬃、肠衣、茶叶等农副产品，种类极少。而在整个四川省称雄的重庆工业，则几乎没有产品出口。

　　———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经济计划单列市，终于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迎来了外贸发展的机遇。

　　但过去外贸上的这种惨淡景象，却使得况浩文刚一上任，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他上任的第1年，重庆外贸局靠其下属的国有外贸企业缴的少许管理费维持运转。由于外贸企业总共不到10家，又不景气，头几个月该局连月总额一两万元的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

　　初闯江湖

　　“重庆在哪”惊醒重庆人

　　更为严重的是，外贸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加上外贸局下属的企业，重庆外贸系统有两三千人。这些人中，有大专文凭的不超过8%。能与外商进行沟通的翻译人才，更是只有1人。”况浩文说。

　　一个让况浩文记忆犹新的事实，发生在1983年的广交会上：重庆团为要寻找与外商做生意的机会，不得不花高价雇佣临时翻译。

　　“长期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主导下，重庆外贸局在全市率先以考试的方式公开招聘人才，一时轰动重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当时我们对国际市场需要哪些工业品、重庆有哪些工业品可以出口，完全是陌生的。”况浩文回忆，为开辟国际市场，从重庆正式对外开放的第1年起，他一次又一次地率队走出国门调查国际市场，推销“重庆造”。

　　第一次是在1983年，到意大利。

　　面对这些陌生的重庆人，意大利商人不知重庆在何处。有的，还会像他们在广交会上遇到的外商一样问道：“你们那里有电灯吗？”

　　又一次，况浩文被这样的话触动了心弦。“看来重庆产品要走出国门，异常艰难。”他感慨。

　　在意大利多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奔波许多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在某城市内一商场的小橱窗里发现了几块重庆的沱茶，“心底禁不住涌起一种兴奋之情”。

　　不久后，重庆沱茶就从重庆直接出口到了意大利。

　　进入角色

　　外贸007刺探韩国市场

　　那些年，出国人员经费紧张，每次出国的零用钱只有30美元。这让开辟市场的重庆外贸人士，曾在国外过了一些苦日子。

　　一次，况浩文和同事们在瑞典，“由于没有多少钱吃饭，每天不得不只吃两顿，尝尽了饥肠辘辘之苦。”

　　还有一次，况浩文和同事们到韩国去开拓市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吃韩国泡菜。其间，一些同行的年轻人吃了几天就受不了。好在曾经与况浩文同在重庆某中学读过书的一位韩国将军，请他们到韩国一家中餐馆饱餐了一顿。

　　然而，光吃一顿“油水”，大家仍然受不了。后来，他们就在夜晚到韩国的小巷子里偷偷地啃猪蹄———“在重庆人眼里，猪蹄是好东西。不过在韩国，猪蹄是最被看不起的，通常是下苦力的人才吃。”

　　这次韩国之行，重庆外贸局官员们是想在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之前，抢先一步开拓市场。

　　由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况浩文是在市领导的同意下，以重庆粮油食品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托一位从事对韩贸易的香港商人办理签证过去的。

　　他们一行几人，在韩国似乎被当作了间谍，走到哪里都有人跟梢、监视，以至于言行举止不得不小心谨慎，总怕有个意外被抓。

　　去韩国之前，重庆猪肉胀库、黄桃烂市，市内几个大罐头厂产品严重积压。在韩国的种种不顺利，一度让他们揪心不已。

　　所幸的是，在韩国那位将军的帮助下，他们最后成功地签订了一大把合同，涉及午餐肉、花生酱、火腿肠等罐头食品。积压最严重的黄桃罐头，竟然卖出了4万多箱。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韩国建立了4家客户关系。

　　二度蜕变

　　重庆丑小鸭成白天鹅

　　外贸市场的拓展，与出口产品的质量直接相关。

　　重庆丝绸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况浩文至今仍能清楚地记起。

　　重庆1983年首次组团参加广交会，生丝一公斤也没有卖出、一匹坯绸也没人要。

　　“这种现象，除了外商对重庆非常陌生等原因外，还与当时的丝绸质量差有很大关系。”况浩文说。

　　原来，那时重庆生产的丝绸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白坯绸久了泛黄、用其做出来的衣服洗涤后会发皱、缩水。有些小厂生产的丝绸，缩水率高达20%。一些知道这些毛病的商人，更将重庆丝绸夸张地糟蹋为“百变神绸”，称一条女性穿的丝绸裙子，洗几次就会从膝盖以下缩到大腿以上。

　　通过种种努力，重庆丝绸的质量得以大幅改善。国际市场也有了，并逐年扩大。1991年，况浩文离任前后，重庆丝绸已是供不应求。

　　开始创造骄人业绩的，其实并不只丝绸出口。水轮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钢材、机械设备、水晶玻璃、化工原料、摩托车等，也在那时候起陆续出口到国外，并逐渐扩大了市场。一些外贸公司，还到国外去投资兴办实体。比如外贸局下属的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就在布隆迪开办了布琼布拉重庆农场。

　　1991年后不久，况浩文随重庆团去参加日本的一个丝绸贸易会。他们进场后，有人突然大声地喊“重庆丝绸代表团来了”，随即全场鼓掌，长达大约2分钟之久。

　　那一刻，况浩文很是感慨，“重庆产品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从灰姑娘变成了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