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纵深】

　　地票出现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对土地的束缚。具体讲，就是强化了用途管理制度，淡化了权属管理制度。所谓权属管理变化，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变化；而用途管制，主要是看用途变不变，而不管所有权是如何变化。

　　原重庆市国土局副局长邱道持为记者梳理了前50年的土地改革脉络：1947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土地大会确定，从官僚资本手中没收的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将农村土地分给农民。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分两种，即国家所有和农民所有。解放后，仍然延续这样的土地大纲。1956年，国家对农村的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把农民私有土地转变成集体所有土地。

　　这样的体制延续了很久。就是后来的联产承包制，也没触动这一所有制格局，在土地政策里仍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思维上也仍然延续了这样一种模式：国有土地是城镇发展用地，集体土地是农村发展用地。

　　邱道持认为，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法律怎么规定，它都是两个东西，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我国用权属管理体制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了，这样的弊端在于，两类土地不能互相补充，互相流动。

　　如果把土地看作生产要素，那么，其能不能流动，能不能进入市场，将是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地票交易的精妙就在于，打破了原来的二元土地制度，让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实现互补，更符合国际主流的用途管制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地票在中国的土地改革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邱道持说这样的话是有原因的。首张地票的交易场所———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系全国首家，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局部。“农村土地交易所应立足重庆，服务西部，面向全国。所以，这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叫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而不是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