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用一种比喻来定义“全球化”，那会是什么？一艘塞满玩具和T恤的中国集装箱船？一位在班加罗尔敲打键盘的程序员？一架忧郁地盘旋在希思罗机场上空的飞机？多数人对全球化的印象离不开经济学、科技和商业。但在市场、调制解调器和制造商可以发挥作用之前，政治变革必须到位。全球化商业世界的基石是政治———它同时也是该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

　　全球化共识的挑战来自下层。美国、亚洲和欧洲的政界精英正竭力说服其国民，让他们相信全球化不只是一场富人受益的游戏。如果这种主张在任何一个主要全球经济体中不能站稳脚，作为全球化基石的政治共识就可能瓦解。

　　这种政治共识是最近的产物。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政治变革发生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确切地说是从1978年至1991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进展，是中国1978年决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一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掌权。她采取的首批举措之一是取消外汇管制，减轻了伦敦崛起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痛苦，为全球树立了榜样。然后，1980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凭借解除管制和减税的施政纲领执掌美国大权，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各地的市场意识形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欧盟承诺创建单一市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让东欧（以及俄罗斯本身）得以加入全球化游戏。上世纪80年代还见证了拉美大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论者的声誉扫地。最后，在1991年，发生了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印度领导人决定摆脱自独立以来一直束缚印度经济发展的管制和保护主义。

　　因此，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处于世界权力核心的政界精英们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他们欢迎全球化商业和市场经济。其结果是构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如今在北京、莫斯科和德里做生意，感觉就和在伦敦和纽约一样自然。但这样一个世界伴随我们的时间还不到20年。早先的全球化时代都因政治剧变而终结———1914年战争的爆发，以及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抬头。那么，相同的一幕会重演吗？

　　也许出现这一幕最明显的威胁是全球最重要政治和经济关系即中美关系陷入危机。尽管背负着好战的名声，但布什政府一直努力避免与中国对抗；中国政府同样也无意与美国发生冲突。全球化缔造了一个共同利益网络。中美关系的真正风险在于计算错误：由贸易问题抑或其他问题引起的冲突，升级成为会造成真正伤害的问题。加上日益迫近的美国经济衰退、总统大选，出现了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方程式”。就更长期来看，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也对全球化体系构成了威胁。全球化决定着人们旅行的便利，但全球变暖和全球恐怖主义，均以不同的方式威胁着人们随时登上飞机的能力。

　　然而，目前可能的最大的威胁在于政客们正开始丢弃全球化主张。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不利，仅28%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有帮助。10年前，支持全球化的人略占多数。政客们正对这种转变作出反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对自由贸易持日益怀疑的态度，共和党则抨击非法移民问题。

　　在欧洲，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一直主张在欧洲层面上实行保护主义。他希望重建“共同体优先”，其实质就是对来自欧盟以外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萨科齐在欧盟内部虽然还没有多少盟友，不过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再度当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

　　外界认为，印度和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上届印度政府在大选中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就在于贫困的农村选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全球化热潮之外。随着另一次选举即将来临，印度的政客们目前不会急于签订新的全球贸易协议。

　　全球粮食危机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结果是穷人成为输家的感觉。作为对统治精英最为传统的威胁，饥饿正在许多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重现。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正奋力遏制这些压力，维持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共识。但他们的任务正变得更加艰巨，政治变革令全球化成为可能。但政治造之，亦能覆之。

　　本文作者吉迪恩·拉赫曼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