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光志

　　7月22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原镇长、党委书记黄桂财滥用职权、受贿一案在广州中院补充开庭。据悉，黄案涉及金额为土地地价款损失约1.8亿元，以及受贿61万余元人民币和70万港元。黄桂财当庭痛哭，称“我作过贡献的”，希望轻判。（《新快报》7月23日）

　　贪官能升任到一定官职，除个别极端情形外，大多是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的，这样的贡献是否可以拿来抵罪减轻处罚呢？对此，我们可以看看之前的一些判例，譬如当年的红塔掌舵人褚时健，就因他缔造了红塔帝国，造就了一个企业多年的辉煌，最后多少也为他晚年所犯腐败罪作了一些抵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贪污受贿一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之巨，仅获无期徒刑，随后改为有期徒刑17年。再看国外的例证，就在上个月，韩国现代老板郑梦九被首尔高等法院重审判决，判处郑梦九有期徒刑3年，但缓期5年执行，并允许他继续经营现代汽车公司。原因是现代公司掌握了韩国汽车市场70%的份额，法院对如此判决的解释是“郑梦九入狱可能会对韩国经济造成极大破坏”。

　　在小说《非生理性癌扩散》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年轻学者谋害了一个癌症研究专家，如何判罪量刑？小说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官判决被告人必须将从被谋害专家那里继承来的学术成果，接手研究，造福众生以抵其罪。类似的个案在现实中也有。至于在西方社会，常有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的参与者，因为与检方事前达成证据交换的秘密协议，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指证大毒枭或者涉案高官，从而获得轻判，这样的“交换”一直是受国家鼓励的。

　　尽管有那么多看似可以援引的判例，笔者认为，在本案中，黄桂财的“以功抵过”说还是不能成立。这是因为：一、给褚时健定罪的一亿八千万元贪污受贿，主要是私分企业公款，在国企老总薪酬制度严重变形滞后的当年，他的犯罪行为带有一定的历史悲剧性；二、韩国郑梦九，其现代汽车公司属于家族财团企业，却在韩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韩国政府无权替企业更换掌门人，却又希望保证国家经济不会因郑梦九入狱而陷入困境，法律的让步当属无奈之举。至于以“独家掌握的科研成果”或者“出庭秘密指证重大案件的罪嫌人”为条件以减轻判罚，此类法律交换必须有一个前提———国家因此得到的获益要大于按刑法上限判决的获益。

　　而黄桂财的身份是国家公务员，其犯罪形式是以公权谋利。与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不一样，国家公职人员的贡献，与一个地方的制度政策环境、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紧密相关，把功劳归功于个人，产生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可笑。因掌握着巨大的行政资源，国家公职人员犯罪造成的后果要远大于企业家犯罪和刑事犯罪，所以在这一点上，绝不能让黄桂财捞到一根轻判的稻草。譬如对胡长清、郑筱萸，法律最终判决“执行死刑”，立刻就让那些在任贪官们的背脊上感到丝丝寒意，不仅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刚性，更体现了反腐败的人民意志。笔者的结论是，从国家获益的角度来看，不给黄桂财创造“贡献抵罪”的判例，只有震慑犯罪的所获，绝无“法律冷酷”的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