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光志

　　22岁的涪陵区人高兴文深夜乘坐出租车回家，突然被人用手枪顶住脑门，挨了一记重拳不说，还戴上手铐进了派出所。警方声称，民警执行公务中出现失误，将高兴文误认为是小偷，而高兴文被打得左耳耳膜穿孔，可能致残。（《重庆晚报》7月17日）

　　警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法律形象，且作为窗口行业，与民众接触最为频繁，本应“人民警察人民爱”才对。但如果公众日常听闻的，不是警民融洽、警察神勇的消息，反倒是警察误打良民一类的新闻随时在坊间不胫而走，那么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就会日渐变异。“群众有困难找警察”就会变异为“群众有困，难找警察”———光是难找倒也罢了，一不小心在道上走着，还无端被“打聋致残”，这执法者的形象，可就被自己抹黑弄脏了。

　　专家认为，从瓮安“6·28”事件到上海“7·1”袭警事件，其内在诱因，包含着日积月累膨胀起来的社会性仇警情绪。虽然袭警者罪不可赦，虽然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发现地方黑恶势力煽动的影子，但某些地方警察惧黑社会不惧老百姓，形象不佳、口碑不好、警民关系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警民关系紧张的原因，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动不动就爱调配警力对付群众之外，警方在执法中对群众勇猛有余温情不足、经常有滥用职权的情形发生也是一大过失。你若上网以“警察打人”作关键词去搜索一番，蹦出来的网页词条数量之多，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在上海杀害无辜警察的罪犯杨佳居然被人称为“大侠”，这种幸灾乐祸的暴民情绪是如何滋生、如何演变为社会情绪的？值得深思！一个警察，动辄将路人耳朵打聋，你就说是搞错了人———难道对小偷就可以如此施暴吗？人家既没有袭警，也不存在“抗拒执法”的行为，你凭什么就可以先用手枪顶住人家脑门，再加一记稳准狠的右勾拳呢？有网民要问了，假设面对杨佳，你也会表现得如此神勇吗？

　　当我们从外国警匪片中看到那些真正出手不凡的探长们对罪嫌人说“你可以保持沉默……”时，常常感叹人家对疑犯权利保护的严厉。回头再看我们一些地方警察创造出的“踢腰眼”、“砸夯”等刑讯逼供手段，以及不时从媒体上爆出的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期间蹊跷死去的新闻，正暴露了警方执法权缺乏监督制约的漏洞。民谚说，小洞不补，烂一尺五。小洞积成大洞，大洞变成常态，所以才有警方人士对一个过路公民的一记重拳；才有明明已经知道误抓了人还要大喝：“你想干啥子，有人告你持刀抢劫、杀人，警方把你请来调查，有错吗？”

　　是呀，你没有错，你永远正确，一个无辜公民被一拳打穿耳膜之后，还要面对你如此振振有词的教训，你说，在这里———到底是谁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