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

　　重庆市检察院一、五分院的检察官走上街头，现场接受群众举报，并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如果举报人害怕被报复，可以要求在密室举报，并且可以请求法警保护家人安全。（见本报6月24日第5版）

　　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定》都要求对举报人进行保护。但是，这些有涉及保护举报人的法律法规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诸如保护范围狭窄、保护内容不明确、保护手段匮乏、保护程序缺失、保护机构职责不清等问题，而立法线条不是过于粗松、简单分散，就是概念模糊、原则性强、操作性差。这些都使得法规难以满足保护举报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检察院能对举报人采取较为细化的保护措施，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公民的举报积极性。

　　但是，检察机关如果想进一步保护举报人及其积极性，仅仅采取以上做法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法警的保护，只能保举报人一时而不能保一世。不仅如此，为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是需要证人和证物的。这时，一些法院、检察院为了顺利结案，难免会将举报人“请出来”，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开审理重大刑事案件时，又需要当庭公布主要证人的姓名、证词。这就难免使举报人面临危险处境。

　　要保证举报人的安全，检察机关和法院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使举报人在举报之后免于出庭作证？笔者认为，这是行得通的。在西方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推行举报人作证豁免制度，即豁免举报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然而目前，在我国有关举报人保护制度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这项制度，因此不能更好地保护举报人，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香港律政司的《检控政策及常规》中明确规定：在一些情况下，豁免起诉是维护公正的做法，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惩罚了更为严重的犯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司法机关实现了社会正义。笔者认为，如果要最大限度地确保举报人的安全及其举报积极性，我国内地也有必要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就像美国、波兰等国家那样，运用作证豁免制以保护每一个实施举报行为的公民。若如此，对保护我国举报人，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