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君

　　汶川之近，汶川之远

　　汶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对于生活在河北的我它是遥远的，甚至远出了我个人的地理。在我狭窄的具体生活里，汶川，是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达的远方，我对它的一切都缺乏想象。然而，5月12日的地震却使汶川在我的视野里强烈凸显，就像1976年的唐山、1998年的簰洲……地震发生的时刻我在石家庄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刚刚送别一位病逝的亲人。那时的我还在麻木中，我依然不知道汶川和在它上面的发生，不知道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悄然降临，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刻，有众多的房屋已经倒塌变成废墟，有众多的生命已经转瞬消逝，有众多的痛苦和呼喊在升腾、纠结……

　　汶川，这是一个仍在摇晃的名字，是一个渗血的名字，一个让人痛吁的名字，它竟用这样的方式锲入我的地理中，让我深深地记下它，甚至它的准确经纬：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它突然变得那么切近，近在咫尺：我在电视里、报纸上以及亲友们的话题中听到它，反复，反复，它被放大了，却是以灾难的样子。和它相连的还有北川、重庆、阿坝、绵阳、陇南……这些日子，我的眼中所见，耳中所闻，甚至心中所想，就是汶川，汶川，汶川。它带给我震憾。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一次次在网上搜索和汶川地震相关的图片，每一次，都会给我一种揪痛，也让我和这个地方更近一分。它真的近在咫尺，近得让我……此刻，我多希望这个名字仍然远出我的个人地理，在我向远方的奔波中也想不到它，它安静，自足，什么都不曾发生。

　　我多希望，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夜晚，安静的汶川万家灯火。

　　它处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5月12日之后，在它的日历中唯独没有这一天，这一天没有存在。什么都不曾发生。

　　连在骨血里的休戚

　　8.0级。它不只是数字，它有足够的狰狞，它有尖利的牙。“汶川映秀镇万人只有2300多人生还，其中1000余人伤势严重”、“成都400万人街头安家”、“汶川8镇夷为平地，数百米江面遍布房屋残骸”、“最新数据，汶川地震目前已造成：死亡14866人，被埋25788人，失踪7841人，受伤64746人……”它们同样也不仅是数字，它们是生命，是呼吸和呼吸的停止，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希望、痛感与悲伤。每一个1的后面，都是一个名字，有一双眼睛，有欢乐和悲愁，有他们和她们的爱恨情仇。在这一节，我写下的标题是“连在骨血里的休戚”，我用一块干净的纸巾擦拭它，使它的上面不沾染丝毫的虚伪———是的，的确是一种连在骨血里的休戚，那些貌似的遥远并不真正遥远，我感知着我和汶川、成都、重庆灾民之间密连的情感之腺，它们被一次次触动，被一次次揪紧：那些生命的丧失也是我生命的部分丧失，那些残壁断垣的存在也是我家园的部分被毁，那些亲人就是我的亲人，那些尖锐或虚弱的呼喊是我和我的亲人发出的。“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你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你们的幸福生活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这是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我没有更改一个字地引用了它。

　　我看着那张拍摄于汶川的照片，在那里，被压在断壁下的男孩露出他的大半张脸，他的眼睛闭着，我不知道他等来的会是什么；我看着电视上航拍的汶川，它残破得让人触目惊心，在断掉的路桥和瓦砾间我和朋友们仔细找寻，然而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可以移动的身影。我还看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死亡：巨大的残垣下露出两只手，它们已经全无血色。他（她）的手指在那里，他（她）的肩膀在那里，可他（她），已经不在那里。从露在外面的手指判断，拥有这双手的人年龄很小，他们（或者是她们）大约连花蕾也没有长成。

　　在一个网页上，我看到一组照片，其中两张照片的注文是这样写的：“5月14日，张关蓉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生都获救了，谭老师却不幸遇难。”……照片逼仄着我，让我悄悄流出了泪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地震埋掉一个土块，中国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原诗是约翰·邓恩的，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东君作了些许的变动。引用它，是因为它说出的是我，和我们所共通的那种休戚感，它连在骨血里。这种相连，有超越地域、民族，甚至国界的根须。“肩膀挨着肩膀，在灾难面前我们变得坚强”———它是一家报纸所用的题目，在看到它的那一刻，我承认我被深深打动。

　　和死神争夺

　　生命是什么？作为一名作家，我不止一次地思索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我在哲学、历史和具体生活中找寻着答案，努力使它变得明晰些，再明晰些———然而，这次汶川地震，使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我相信，那些亲历者，那些参与到抢险救助中的人们会有更深的感触。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负载了什么？进而，我们，能为和在为这些生命做些什么？……

　　生命是微弱的，它们像一点点小小的灯，在汶川、都江堰、绵阳、北川，在被埋藏的地下，这些小小的灯几乎不构成光源。它们随时可能熄灭，它们的光随时可能被死神取走，放入它无限黑暗的布袋里。在这里，死神显现了自己的身形，显现了恶毒和狰狞。和它比较，人和物的生命显得那么渺小、脆弱。然而———

　　和死神的争夺早早就开始了，在它刚刚显现出身形的那一时刻，在它的魔爪伸出的那一时刻。“父亲被埋在断壁之下，腿部骨折，半夜时被雨水冲醒，多次尝试之后，幸运拨通了远在成都读书的女儿的电话。女大学生飞奔百里回到都江堰，在自发从成都赶来的民工的帮助下，徒手挖4小时，将埋在下面的4名亲人成功救出”、“‘那4个娃儿真的都活了！昨天晚上我听说有个老师救了4个娃儿，我哪里知道就是你……’张关蓉扑到丈夫谭千秋的遗体上放声恸哭。她拉起谭千秋的手臂，给他擦去血迹：‘昨天抬过来的时候还是软软的，咋就变得这么硬啊！’操场上，学生家长按当地习俗为谭老师燃起一串鞭炮”、“5月13日，四川绵竹。一所学校主教学楼坍塌了大半儿，100多个孩子被埋在地下。数名战士在其中刨出了十几个孩子和三十多具尸体。正在抢救时，废墟因余震和机吊操作突然移动随时可能再次坍塌。消防指挥下死命令，所有人员马上撤离，待稳定后再进入。但随即，几名战士大叫还有活着的孩子，转头又要往里钻，另几名战友将他们死死拖住。突然，一名刚从废墟中带出一个孩子的战士跪了下来，大哭：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它们来自于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客观的背面有着情感的血色。

　　“北川县被压在垮塌房屋下的3岁女孩宋欣宜，在已经逝去的父母身体下生存40余小时后获救。她父母在还活着的时候，以脆弱的身躯拼死保护着她，直到双双逝去，还保持着那种姿势”、“北川，2008年5月14日，救援人员在救援废墟下的晏鹏。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中学高一年级9班学生晏鹏被甩出教室，已经安全了，但他舍不得同学，迅即返回教室，想救出困在里面的同学。然而，在他进入教室后，楼房继续垮塌，17岁的晏鹏也被埋在了废墟中。现在他已获救”……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生命的奋力抗争，小小的火花是如何连起，连成一片。

　　那个飞奔而来的女大学生抢在了死神的前面，她的身体里竟然爆发出如此的力量；谭千秋老师也抢在了死神的前面，他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为那些孩子们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奔赴救援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在和死神进行着争夺，这无异于一场战争，甚至它还显得更为惨烈和紧迫……我们还要记住那些组织抢救者，那些从远处奔向灾区的志愿者，他们，在给汶川的星星火光注入着力量。

　　“汶川，你一定要痛哭，痛哭，证明生命还顽强抗争；汶川，你一定要挺住，以挺住的方式获得拯救”。是的，是这样的。在这场和死神的较量中，你一定要挺住。

　　点一盏希望的灯

　　祈祷，只有祈祷。“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四季少了夏秋冬……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啊，微笑不会再害羞/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啊，快乐健康留四方/让世界找不到黑暗，幸福像花儿开放/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语言显得贫穷，苍白。在这里，我祈愿在这场地震中所有的死者获得安息，所有的受伤者获得健康，所有的幸存者获得幸福。也祈愿，每一个参与救援的人，每一个献出爱心的人，获得更好的命运。

　　救灾还在进行，而灾后的重建和修复也是相当漫长的，在这里，不只是家园的重建，还有内心还有创伤。让我们一起，点一盏希望的灯吧，敲一敲希望的钟吧。

　　我知道，北川一中高一的李安宁们点起了希望的灯，她们在废墟的下面开始歌唱，相互温暖，让自己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知道，谭千秋们点起了希望的灯，虽然这盏灯的光焰他只能在天堂里看见；我知道，那个骑摩托车出来给外面送信的官员点起了希望的灯（很遗憾，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为救援赢得了更多机会和可能；我知道，那些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医护人员、党委政府和志愿者们为汶川灾区点起了希望的灯……

　　在我的房间里，我也愿意为你们点一盏希望的灯，和你们一起守着眼下的分分秒秒，和你们分享与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