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光志

　　5月6日，人民网一则消息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断然否认了刘志军部长调离传言，这是王勇平在自己的博客里以回答网友留言形式透露的，该消息在网上挂出后，数千网友留言，绝大多数网友对刘志军使用了“不能是调离，要引咎辞职！”、“撤职！”、“查办！”等愤怒的语言。

　　这件事，再度将中国特色问责制推到火上炙烤。在民意那里，出了死亡70余人这么举国震惊的重特大事故，无论从问责惯例（当年丁关根不是引咎辞职了吗），还是平息舆论的考量，铁道部长当然难辞其咎；因此，韩国、美国等国家在类似事故发生后政府主管官员引咎辞职的诸多例子，在网络上被反复提及。然而昨天，铁道部发言人轻描淡写地对“刘志军部长调离传言”的否认，就算是对民意做出了“正式回复”吗？

　　官员自动辞职以谢天下这事，在中国的传统官场文化中，也许根本就没法理解；因而这个在2008大雪灾后自打90分的铁道部，可以傲立于民怨中不断自我表扬。尽管一个事故从潜藏到显现、发生，自有其不易察觉的原因，公众以最质朴的宽容心去理解，中国铁路承担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重任———这也就意味着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对增大。换了谁来主管，怕都不容易将事故彻底避免，这大概就是铁道部在公众激愤的质询声中仍然自我感觉不错的原因。不过，党政负责干部问责制设置的原则，就是相应等级的事故必须要有相应等级的官员来为之担责。该由“车”出局的，“卒”是没法替代的；丢出一个下属来承担责任，这事就了啦？公众当然会说：没门！

　　当然，在现实的语境下，不论是公众或者媒体，都不能直接成为当事官员的判官。因为没有实现诉求的渠道，对那些不涉及重大生命损失的安全事故，民意一般只体现为无关痛痒的“牢骚”，之后便随着事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淡出视线，难以沉淀出可以借此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训。一旦发生诸如胶济铁路惊天撞车事故这样惨烈的灾难，悲痛难抑的公众最多也就是在网络上说一些“出格”的屁话而已。与之形成尖锐反差的是，即便出了如此“动静很大”的事件，我们却迄今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质询。

　　在一个必须有相当一级官员负责的重大事故发生之后，听不到人民代表的愤怒发声，听不到代表们通过法定渠道发起的罢免问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咄咄怪事。本该为人民代言的人大代表，在公众舆论明显与官方声音不一致、甚至出现冲突对立的时候，理应成为意见领袖，聚焦民声，发起代议，对公仆们的自我辩解作出裁决，不能老是在民意问责变成舆论洪水之后，才出面“附议”———在热点公共事件中，人大代表每每放弃既定民主程序不作为，当是此次铁道部发言人敢于向全国网民叫板的最大底气，也是网民愤怒日趋白热化的隐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