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书评人 杨泽文

　　跨入21世纪的门槛之后，接连发生在美国的大事件聚焦了世界的目光：先是新任美国总统布什不顾许多国家的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关于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京都协议”，继续超额排放二氧化碳；接着是象征美国经济强势的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坍塌于国际恐怖分子的驾机自杀性袭击；再接着就是布什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随即，国家的利益与安全问题再次引发了世人的思考。

　　然而，要是说到独立思想者，心境最澄明的人莫过于美国的诺曼·迈尔斯博士了。作为当代西方研究环境科学方面最有影响的权威之一，他所著的《最终的安全》一书于1997年出版之后，就立即在西方环境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绝对至上的年代，政治家们并不可能接受他所张扬的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理念，进而不可能改变世界在危机四伏中前行的方向。

　　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国家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民族的独立性成为空前的主流。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崇高与至上，使国家公民在获得尊严乃至新生的同时，国家与民族的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政治家们不断片面强化的重要理念。于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对立与纷争成为必然。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局部战事不断就是最好的例证。面对永不停止的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人类的整体安全问题自然迟迟无法浮出水面。在这一混沌的过程中，人类的工业文明与自然环境越来越背道而驰，乃至最终发展到完全对立的地步。如今，恐怕谁也不会否认，人类正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威胁：第一个是核技术扩散与核武器交易，它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无法充满信心；第二个是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它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繁荣充满更多的疑虑。而相比之下，核战争虽然可怕，但只要它不发生，就一切正常，阳光也依旧灿烂。可要说到环境威胁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是悄无声息的，是渐进式的，等到人类已经共识到这一问题的确实存在时，事实上已经处于危险的境界或者说灾难的边缘了。显然，当今人类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而非核武战争的威胁。

　　毫无疑义，在人类共同的新的安全问题面前，单个的国家安全问题已成其次。因为假若没有人类的整体安全，也就谈不上国家间的安全。对这一问题，迈尔斯博士认为，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真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再是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的传统军事力量，而是越来越多地包括我们物质生活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事实是，我们不能派战斗机上天抵抗全球变暖，我们不能用坦克来对付日益扩大的沙漠，我们不能发射导弹来抵御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在环境问题面前，根本就不存在“只要我好起来，别人可以坏下去”的可能。用迈尔斯博士的话说就是：“没有任何国家能躲避其他国家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环境退化。所有国家都是坐在同一艘船上，这艘船正在成为环境问题的‘泰坦尼克号’。一旦这艘船一处接着一处地出现渗漏时，我们将全部遭难。”因此，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必须互相合作与互相依靠才能同存共荣。而合作的基础就是共同面临的全球环境恶化问题，互相依靠的基础则在于合作所产生的强劲力量。对于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空洞等全球性问题，发达国家更应该承担起责任；对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水源污染等局部生态问题，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及时觉醒。相互依存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对付共同的问题。除此之外，再没有办法让人类离开环境毁灭之路。

　　可以肯定，在环境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例外。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要赢得长久的最大安全，除了与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开展环境保护而获取必需的环境安全之外，其实没有更可靠的安全选择。迈尔斯博士告诫说：“只要吃不饱肚子的人在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肚子吃得太饱的国家晚上就睡不着觉。”由此看来，美国为了所谓的最大利益与绝对安全，不仅单方面拒绝执行1998年11月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还单方面退出1972年与前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转而建立和部署“反导系统”，其实是一种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也与迈尔斯博士所努力主张的“只有环境的安全才是最终的安全”这一安全新理念直接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