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光志

　　2007年安徽阜阳中院3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中国青年报》3月31日）

　　对于行贿受贿违法犯罪的惩治，岂可因窝案牵扯大而手软？安徽阜阳、颖上当地领导层担心“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好一付慈母情怀、护犊之心，可如果行贿者未付出应有的代价，乌纱帽照戴，将严重败坏党风和政风。以正式任命的程序给行贿行为一个合法认可通行证，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一件事！

　　从报道中看，该法院院长何涛也郁闷，他有硕士文凭，有着对自己专业的骄傲及当好法官的自信。当然，他也有对走仕途的中国特色道路的深刻研究，因而选择行贿买官向上爬，是他认为的“明智”选择，这或是为实现人生理想政治抱负之无奈跟风，或者是趋炎附势寻求自身安全系数的抬轿铺路，或者是深谙投入产出比以小钱换功名利碌的谋略。俗语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政治小爬虫得宠蒙幸，揣摩上意成为官场惯例，买官卖官，结党营私，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就是这一生态园中的毒瘤恶果，多少自称“手眼通天”、“老子朝中有人”者，声称可帮底层中层官员买通更上一级达官显贵，这一看似弱智的骗术模式的屡屡得手，正是这一选官体例的反讽。

　　这样的个案，又一次将我国的选官制度推到舆论前沿炙烤。准确地讲，中国人选官借助的是选拔而不是选举制度，任用罢黜，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评价，所以研究上司爱好，就成为升迁指南，凭借民众爱戴想官高一级，则成为天真的笑柄，“带病上岗”成为常事，劝诫、棒喝、怒斥、举报……哪怕民怨沸腾也很难轰下一个贪官，更不用说庸官之类。

　　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但我们思想的某些角落，还停留在封建思维的惯性中。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如果还迷恋这种人治体制，权力的傲慢失控与监督软弱失效将持续依然。应该说，中国的选拔制度也在变化过程中，近年来逐渐引入了一些民主评议因素，但选拔制度总体说来还是自上而下的，服从组织原则、体现领导意图———就是公推公选制度在中国难以施行的软肋。配合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们的政体改革，应该尽快从“让买官者彻底无市场”破题切入，促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从选拔向选举转型，对官员的权力观拨乱反正，以此作为肃清官场积弊的契机，这是行政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吴之如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