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记者 王琼

　　55年前，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在美国合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知道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夸，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他50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昨日，张伯苓的嫡孙张元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重庆沙坪坝区，参加该区举办的“沙慈文化日”活动。说起张伯苓在重庆的日子，张元永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激之情：“祖父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就在重庆。从离开重庆的那天起，我们一家人一直想回到重庆。”

　　《时代信报》：张伯苓最初的教育事业是在天津，后来怎么转到重庆了呢？

　　张元永：南开的主体是在天津，但在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到了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祖父为此深为忧虑，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为“南渝中学”，后改为“南开中学”。当年9月，“南渝中学”开学。

　　《时代信报》：到重庆以后，张伯苓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元永：祖父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全部都是私立。而私立的性质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方针必须以尽快培养务实、实干的学生为宗旨。同时，私立也决定了办学经费将是他必须时刻要解决的难题。到重庆后，筹集经费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张伯苓的声望，虽然会有一些主动的捐款，但更多的经费都是他上门筹措，四处化缘得来的。其中的艰难与辛酸，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除了学校经费紧张，在抗战8年里，南开学校屡次遭到日寇的轰炸。即便如此，祖父一直坚信，日寇所能毁坏的只是南开的物质，而不能毁掉南开的精神，南开就是要越难越开。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南开度过了它最艰难的岁月。

　　《时代信报》：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张伯苓就决定将南开搬到重庆，其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后人称为鬼神之功！据说，当年重庆南开的学生人数达到1500多名，其中还有跋涉几千里前来求学的香港年轻人。你是怎样看待重庆南开的这一辉煌的？

　　张元永：虽然祖父在重庆的生活很苦，但却是他事业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在天津办学时，他尝试过很多种教学方法，借鉴了日本的、欧洲的甚至是美国的教学方式。经过一番探索，他理想的学校最终在重庆得以实现。回头去看当初的南开中学，完全是以一所大学的模式在规划和运营。与此同时，他的教育理念开始明确，例如他制订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就是在重庆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张伯苓最辉煌的教育成就。

　　《时代信报》：在你看来，你的祖父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张元永：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坚持。例如，在解放前夕，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当时，蒋介石三番两次到重庆沙坪坝张伯苓的住处，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当时周恩来也从香港寄来信件，希望祖父能留在国内。事实上，在祖父看来，办学最好不要和政治相联。他一生都坚持教育应该是独立的。祖父在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时，身上只有7元钱。在今天看来，这7元钱尤其沉重。

　　《时代信报》：在你眼中，张伯苓是怎样的一位祖父？

　　张元永：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只有3岁。关于祖父的很多故事都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例如，祖父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从来都是布衣素服，吃的也很简单。早点总是煮鸡蛋、馒头、稀饭、卤咸菜；中、晚饭是肉炒时令青菜。偶尔包饺子就算是好饭了。祖父的这些习惯对我们一家人都有很深的影响。小时候，我很少吃零食，常年都穿妈妈做的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