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文化区设想

　　20年前，在重庆地方志工作的张建中在重庆图书馆里看到这样一篇文章———《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作者是早年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这篇文章刊发在重庆大学1936年的校刊上。

　　文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抗日战争不可避免并一定会取得胜利。但在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国家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重庆是川东的一个大都会，工业相对发达，是抗战的大后方，但文化水准却很低，主要表现在师资缺乏、失学儿童较多等等。所以在重庆建立文化区势在必行。而就重庆范围来说，小龙坎至磁器口这片区域，远离城市中心，学校集中，非常适合做文化区。建议成立重庆市文化区委员会。

　　看到这篇文章，张建中很兴奋：“沙坪坝说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区，现在找到最早的依据了。”据考察，1938年2月6日，重庆沙坪坝文化区在重庆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向社会各界发布了文化区正式成立的公告。

　　在抗战中，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联合各高校、工厂动员抗战、抢救伤员、物资，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是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连战后有可能发生的疫情都有所考虑。”张建中说，文化区最大的作用，还在于兴起的办学热潮。“据考证，当时，全国十分之一的大学在重庆，八分之一的大学生在重庆，两院院士有100多位。这些都成了国家战后重建的重要力量。”

　　应重新梳理文化脉络

　　“我们有一个行规，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我们都会问馆长一个问题：‘你有国家级藏物吗？有几件？’然后，我们会根据藏物的多少给馆长们排位。如果没有，那只能坐冷板凳。”在昨日下午举行的“沙磁文化日”研讨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一针见血地说。他认为，和平社会，决定最后胜负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因为，要搞好经济很简单，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做到。但文化建设却很难，首先要有祖辈留下的文化财富，还要有会经营文化财富的后辈。

　　舒乙到过重庆很多次，曾多次对重庆不够重视抗战文化表达过惋惜，他说：“思想不够解放是阻碍抗战文化遗产抢救的主要原因。”

　　“抗战文化是重庆文化的一个新起点，有那么的名人在此聚集，会有多少故事可以挖掘？这些故事和遗址关系到重庆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和软实力。”李波表示。

　　据悉，2003年，重庆沙坪坝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脉络，对众多珍贵文化资源进行抢救、保护整理和开发。在全区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对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张治中旧居、抗战教育博物馆、重庆谈判纪念馆进行了保护性修护。目前，第一批36处抗战遗址已经进行了规划保护、挂牌保护和环境整治。

　　围绕抗战文化大做文章

　　近年来，为努力扩展抗战文物的多重价值内涵，沙区编辑出版了《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重庆市沙坪坝区东西部文物简介》、《重庆歌乐山陪都遗址》、《为国为民不为私———冯玉祥在重庆》、《雾都银杏———郭沫若在重庆》等书籍。还举办过“寻访名人旧居”等活动。而本次举行的“沙磁文化日”更是文化遗产价值的多重开发的表现。

　　“事实上，围绕抗战文化大有文章可做。”李波说，除了出版书籍还可以做戏剧、影视剧、开发旅游线路等等。

　　但舒乙对抗战遗产如何利用的看法却是：“现在谈开发还太早！能保护下来就不错了！”

　　舒乙前不久去了北碚老舍的故居，对故居现在的保护状态并不满意。“像什么话？在高楼掩盖下，故居就像处在一个天井里。只看得到头上的一片天！当时，可是一片田园风光啊！如果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我父亲是绝对写不出《四世同堂》的。”

　　“遗产保护有一个大的原则，除了遗产本体的保护还有周边环境的保护。但现在，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

　　虽然与舒乙的观点一致，但郭平英却显得很无奈：“在社会高速发展下，想要维护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原貌，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