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记者　代峥

　　2008年3月15日，王海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央视《对话》栏目的演播大厅，镜头前的他依旧戴着一副老式金边墨镜。十多年前，在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突然变成“打假”英雄时，他才二十出头。如今，维权“新秀”在不断涌现。然而，与当年借打假索赔的王海不同，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发起具有超越个案意义的公益诉讼，向不合理制度发起挑战。

　　王海转型

　　从打假到制定规则

　　当人大代表也是他多年的愿望，早在他10年前第一次买假索赔时，就意识到当时的法律可操作性不强，需要修改和完善。

　　2000年之后，关于王海和他从事打假的消息越来越少。在15日的“对话”中，他坦承自己最大的转变是“心态逐渐归于平和”。

　　之所以还带着墨镜，则是因为“目前的工作要求”，“要保护客户利益就不能过度曝光”。他所说的“工作”，主要是指以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的名义，帮助企业打击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协助执法部门去取缔。

　　目前，他所关注的领域有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打假、打击不正当竞争、商务调查、诉讼业务、消费者维权等。

　　1995年，王海单枪匹马地闯进了中国消费者个人维权领域。时年22岁的他正为找不到理想工作发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中嗅到了“商机”。他旋即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一副索尼耳机，然后向商家理赔。

　　紧接着，他如法炮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北京各大商场。在媒体的追捧下，王海一夜成名。

　　然后，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却是成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

　　梦想似乎在2004年变得近些了———这一年“两会”期间，王海提交《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物业管理立法因此成为人代会主要议程之一；2005年“两会”期间，他又会同舒可心、司马南等人将一份《关于颁布〈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法〉的建议》递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呼吁尽快颁布出台《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业委会明确的社团法人性质。

　　王海表示，当人大代表也是他多年的愿望，早在他10年前第一次买假索赔时，就意识到当时的法律可操作性不强，需要修改和完善。而当人大代表则是参与立法的主要途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健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规。

　　公益诉讼第一人

　　为一块两毛钱打官司

　　“我不是通过买假货来要求索赔，而是从政府服务价格是否合理的角度出发，我关注的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变更和完善。”

　　王海是当之无愧的“打假第一人”，而丘建东则被媒体称为“公益诉讼第一人”。

　　他因为打了一场索赔金额只有一块二的官司而名声大噪。1996年，丘建东把福建省龙岩市邮电局告上了法庭，因其未执行夜间长途电话半价优惠规定，多收了6毛钱电话费。丘建东的依据仍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要求索赔1.2元。

　　虽然同为维护自身权益，但丘建东却坚持要与王海“划清界限”。他对记者说：“我不是通过买假货来要求索赔，而是从政府服务价格是否合理的角度出发，我关注的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变更和完善。”

　　他反复强调他的行为是知识分子的理性维权。

　　当时，丘建东还没有公益诉讼的概念。后来媒体给了他“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的称谓，他便辞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法律服务所，开始有意识地去打公益诉讼官司。

　　他对公益诉讼的理解是，以个人利益受侵害为由起诉侵权者，意在以小博大，替不特定的多数人挽回权利和利益的一种公益活动。

　　12年来，丘建东先后发起22场公益诉讼。如机场建设费之争，他向国家民航总局等3家单位寄出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其自行撤销对每张机票征收50元的机场建设费；还包括今年1月的厦门基金案，他认为该市物价局对外来旅客按实际支付客房费的4％计征“城市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明显不合理。

　　虽然绝大多数都败诉了，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认为公益诉讼的本质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引起公众的关注，至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则还需多方面的努力。

　　“一块二”官司之后，公众的目光从电信收费转移到邮政、航空、铁路、金融、保险、医疗、物业管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一位专家表示，对个人权益的维护正在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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