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滩登陆

　　“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二次结盟。”“识途马”昨日在重庆接受信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透露。原来早在差不多5年前，一个全国范围的民间调查行业联盟已经悄然诞生。

　　2003年的12月14日，近百名国内民间调查公司的掌门人低调入住贵州首府贵阳，开了一个名为“2003中国调查行业协作发展研讨会”的神秘会议。

　　这次会议宣布：“中国调查业联盟”正式成立。此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诞生了重庆邦德、上海百策等7家调查公司等“联盟”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然而外界并不知道，这次贵阳结盟，其实是中国民间调查机构为了分散官方注意力而临时策划的“抢滩”之举。

　　原来，本次会议定在杭州举行，由一个名为“杭州万马律师事务所公众调查中心”的机构主办。但就在会议举办前夕，杭州方面一些动向引起了此次会议核心组织者的警觉。

　　该会议邀请了央视等众多媒体，并且请来了调查业界最善于炒作的某知名“私家侦探”。当时对于政策风向极为敏感的多数调查公司，一致认为此举风险过大，很有可能招致政策面的打压。他们私下决定，召回各公司负责人，易地抢先开会。

　　而更为深层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杭州会议主办方抛出了一个为业界难以接受的概念：所有调查形态，应该是从属于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部门。

　　正是此举，最终导致在杭州会议召开前夕，由核心组织者出面，悉数召回了欲往杭州的众多调查公司掌门人，改道贵阳。

　　黯然谢幕

　　本以为中国民间调查机构今后的发展将是一片坦途的时候，这个松散的联盟却逐渐出现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裂纹。

　　2004年5月，“中国调查业联盟”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与仅仅半年前的贵州会议上群情激奋不同，这一次的会议气氛十分压抑。

　　“有很多公司试图争夺联盟主导权。”4年前那次会议的过程，至今仍令“识途马”不愿回忆。

　　短短半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转变，是因为调查业在经历整整10年的政策封冻期后，开始出现解冻的迹象。

　　10年前的1993年，公安部一纸通知，宣告了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调查业的寒冬。该通知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

　　10年后的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范围。“侦探公司”、“私人保镖”、寻人调查等“安全服务”，赫然出现在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春风送暖，调查行业冬去春来。

　　正是基于这样微妙的变化，尚不敢贸然试水的众多调查公司决定抱团。这才有了之前贵州会议“抢滩登陆”之作。

　　但是，一个处于空白期的行业，在遭遇10年雪藏之后，注定会爆发式增长。从商标分类放开到理事会二次会议召开的短短两年间，中国民间的调查公司已经如野草一般疯狂蔓延。

　　“昨天还是擦皮鞋的，今天就敢挂出调查公司的牌子。”彭邦国自称此话绝无任何水分。

　　贵州会议之后，逐渐明朗化的政策走向，使得当年与会各公司纷纷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一位参与当年贵州会议的调查公司掌门人毫无顾及地说：“是外来压力促使大家走到了一起，一旦这个压力消失，分手是必然的事，因为同行永远是冤家。”

　　许多当年的参与者都承认，理事会二次会议已经演变成了“华山论剑”。而以当时的调查业格局来看，没有任何人具有“盟主”的实力。因此，争吵不可避免。

　　2004年10月，上海，理事会三次会议。

　　与二次会议不同，几乎没有任何争吵，大家达成了一致：“中国调查业联盟”宣布解散。一个只存在了10个月的行业联盟，在召开了3次会议之后，黯然谢幕。

　　再战江湖

　　上海会议之后，颇为灰心的“识途马”与部分核心组织者选择了退隐。

　　“江湖已乱，不如归去。”这些具有自主意识的行业精英并没有退出江湖，而是选择了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做大规模招摇广告。

　　而“识途马”这一退，就是4年。4年期间，整个调查行业基本处于波澜不兴的状态。偶有些许浪花，很快也淡出公众视野。

　　这4年里，“识途马”的职业轨迹也在曲折中拉出了一条大阳线。

　　上海会议之前，“识途马”凭借自己多年公安系统和律师行业的背景优势，参与了一系列刑事案件的追逃任务，并且颇有斩获。

　　上海会议之后，“识途马”开始尝试向商业追逃领域发展。一开始，他就做到了与以往公众对追逃商业债务的成见。即只负责找到债务人，然后告知公安机关或者债主本人，由他们处理，一般不直接参与追债。

　　具有相当侦察和法律经验的“识途马”，第一个单子，就把一个已被某地公安机关列为悬案的经济诈骗案攻破，追回了80万元赃款。此后，他的商业追逃之路越走越顺，直至在上海成立百策商务咨询公司，专攻商业追逃。

　　就在“识途马”的调查事业渐入佳境之际，整个调查业却正在经历混乱的挣扎。

　　资源共享

　　一直以来，商务调查业主要依赖两项业务，即讨账和婚恋调查。但这两项业务本身就极易触及法律底线，加之不断膨胀的行业产生的恶性竞争，利润和业务量都在直线下滑。

　　按照彭邦国的说法，这些年每天都有调查公司死亡，但同时会有更多的调查公司诞生。这些众多调查公司的诞生，又进一步加速了公司死亡的速度。调查行业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怪圈。

　　“整个调查行业已经走进死胡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识途马”与几位当年的归隐者选择了复出。

　　“中国私力追逃调查（联盟）中心”的创立意向由来已久，长期与重庆、贵州两地调查公司合作的“识途马”，选择了两家调查公司：重庆邦德和贵州波洛。

　　按照他们的构想，整个联盟采取协作模式。一方接单后，假如债务人潜逃至盟友境内，则将由当地盟友进行查找踪迹。

　　对于这样的模式，贵州波洛掌门人童林认为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整个追逃过程中，成本最高的就是异地追逃。而一旦发生大量的债务纠纷和商业诈骗，对方是不可能会仍呆在原地的。

　　从操作层面上讲，本地追逃具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是信息的收集，还是近距离的监控，本地追逃都远比异地追逃容易进行。

　　“这就是建立一个平台，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童林如是说。

　　法律责任

　　中国私力追逃调查（联盟）中心的筹备已然进入到最后阶段，据悉，连办公室装修都已经进入尾声，4月中旬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几位组织者都声称做好了充分准备。“识途马”甚至组织了一批法学专家，对联盟今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一次“智囊会议”。

　　会议的结果，彻底打消了几位掌门人共同担心的问题，即假如债务人被联盟找出来后，债权人遭遇非法待遇并造成重伤或者死亡时，联盟的责任问题。

　　几位负责人表示，联盟的追逃将完全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讨账，而只负责找人。在找到“老赖们”的藏匿地后，中心将通过语音、图像、现场指认等方式秘密告知债主。在老赖的行踪得到债主确认签字后，中心的任务便到此为止，此后的一切事务交由债主处理。此外，中心也接受当事人委托，在获得公安同意的情况下，有偿向当事人或公安机关提供刑事犯罪嫌疑人行踪。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项零风险的业务。

　　但对于依旧存在的“权利之争和利益分配之争”，“识途马”表示，今后他们只会选择可以完全控制、且具有相当水平的调查公司。利益上的分配，则会本着承担任务的大小进行合理分配。

　　“我希望能够彻底改变调查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灰色形象，还这个行业以本来面目。”“识途马”面对即将到来的新联盟，似乎充满了期待。

　　下月中旬，这个联盟将正式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