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3月18日上午，家住大连甘井子区的39岁的谭明华为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喂服了大量安眠药，又用刀割伤母亲的左腕。与此同时，因为不堪心灵折磨，谭明华在母亲病床前自残，割腕后喝下大量洁厕灵，又从高处跳下，老母亲最终因抢救无效离世，她却侥幸生还。（《新商报》3月24日）

　　和不久前发生的，至今仍然未有了局的成都市“姐姐捂死妹妹”一案一样，这又是一出不堪承担患病亲人所造成的重负而杀亲的人间惨剧！让我感到悲哀和不安的是，在这两起事件当中，人们谈论的最多的，居然都是“安乐死”应该不应该被合法化？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家庭里出现麻烦的病人，而这个家庭又无力承担治疗和照顾的责任，则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甩掉这个“包袱”就是合理的。诚如一位论者所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和价值的倒退”，因为无论如何，安乐死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人道主义的立场，而绝对不应该成为“甩包袱”的手段。

　　在这两起人间悲剧中，真正应该感到羞愧并受到谴责的却是政府和社会。先说政府，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关于政府的理论，一般都承认，自然的个人组成政府，在人类社会最初的年代，就是出于互济的功能。到了今天，政府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享有免于匮乏及被奴役的自由，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更是不言而喻的基本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现谭明华和廖婷婷这样的悲剧，无论有千般理由，都可以被视为当地政府的失职。

　　再说社会。任何一个人，都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也是社会的成员。因此，当他由于疾病或别的什么原因陷于危难之中的时候，不仅家庭成员有责任向他伸出援手，社会也应该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尤其是当家庭不堪重负的时候，社会的救济和援助就是更是必不可少了。但遗憾的，在这两起事件当中，社会虽然对此表示了最大限度的同情，但无论是制度性的救助还是在恻隐之心驱动下的非制度性救助，都付之阙如，在这种情况下，同情也就必然流于空泛了。

　　杀亲是极端不详的事件，它暴露的是人在掉出了社会安全网后的绝望和恐惧。而一个和谐社会，最低限度，也是要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的安全网，让每个公民都能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谭明华和廖婷婷的遭遇表明，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需要做的事情都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