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光志

　　“两会”前夕，巩献田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人，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并得到了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名退休官员、学者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华商报》3月3日）

　　在《物权法》出台前后曾发出过激质疑声、在全国媒体上火爆了一把的北大法学教授巩献田，这次的提案很具民意基础。这个话题，本来是老生常谈，我国早在1988年就起草了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又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但至今也没有下文；199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央决定于2001年6月15日颁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6年9月颁布实施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些都还停留在党内纪律规定层面，未能上升为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性。近年来，虽然有些党政官员主动承诺说要公开财产收入，但疑似作秀，大多没有兑现。

　　如果将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上升到法的层面，就有力得多，可以使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获得司法层面的支持。使部分开明官员“欢迎你来监督”的“高风亮节”，变为群众“我就是有权监督你”的理直气壮，对腐败形成摧枯拉朽的强大压力，不失为限制公权力寻租的一剂良方。

　　多年的两会，反腐议题均排在老百姓最关心话题的前几名，说明了反腐收效并不令群众满意；我们目前反腐的手段还颇有隔靴搔痒、拳打棉花之尴尬。看看近几年一些地方推出的所谓反腐“奇招”吧，一会儿是“红包账户”，一会又是“廉政保证书”，这样的“制度创新”都建立在官员自觉廉政的前提下，对人性的“恶因子”估计不足，比如靠写个保证书来反腐，无异于与虎谋皮；此外，还有什么靠情妇来反腐，靠阅读下课官员忏悔录，参观监狱来警示官员，则近乎于走火入魔了。

　　建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的呼吁屡被搁浅，据称是鉴于“具体操作困难”，“会侵犯公务员财产隐私权”，然而发达国家的反腐经验早已表明：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与保护个人隐私权完全是两码不搭界的事。早在1776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美国有“从政道德法”、“情报自由法”、“联邦行政程序法”等，英国有“荣誉法典”、“防腐败法”等。种种法制手段使现代国家的反腐败几乎没有任何禁区，公众与媒体监督几乎是无限度的，尼克松曾经抱怨，即使换一把椅子，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

　　在官员财产收入申报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用制度封紧官员贪婪的嘴，不但能有力推动依法治国，而且可以使人民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后者的价值，甚至要超过前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