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立法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段历史时期像过去5年那样，让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如此直接、如此大规模地成为立法的言说者和创造者。一方面，立法机关自觉地立法开放和意见吸纳，引导公民越来越广泛地介入立法实践；另一方面，民间社会自发的意见压力和公共舆论，正在实质性地影响乃至改变立法决策，其中典范当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立法机关和民间社会亦在渐渐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民众无法介入立法的公共生活，无助于一个国家的法制成熟，也无助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新京报》

　　捐赠秀：商业伦理之死

　　近日，湖北省民政厅赈灾接受办公室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共接受捐款1.06亿元，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氛围明显不协调的是，有的企业却在捐赠的幌子下上演一场商业伦理缺失的闹剧，他们看中的是公众对于救灾的高关注度，他们承诺捐赠是假，借灾出名是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表现卓越的企业，与其说是其商业智慧的高明，倒不如说是其商业伦理的高尚：强烈的社会责任、诚信的道德准则、基本的人道精神、应有的合作意识。那些热衷于“捐赠秀”的企业最终只会落得个“臭名远扬”的下场。《长江商报》

　　减税难让弱势群体受益

　　随着国外和香港地区减税政策的频频推出，国内不少专家和学者，都普遍建议我国也应借鉴国外先进做法，隆重启动自己的减税计划。然而，在现有国情和税收制度下，减税只能让工薪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受益，而处于偏低收入群体却得不到减税“阳光”的普照。原因是，在我国现有税收体制下，国家收入来源主要以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如果再实施退税政策，只能补贴给那些收入相对丰厚，且具备纳税条件的强势群体。譬如垄断国企、外企金领和社会名流人士。很明显，假设照搬国外和香港地区的减税政策，注定实现不了帮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目的。 《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