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取款是为保护银行财产”———轰动一时的“许霆恶意取款被判无期案”近日重审，许霆在庭上的此番经典语录引起了众多网友的非议，有人直斥“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更有网友发专帖抨击：“请收起无耻的言论，狡辩不能让你伟大。”（《新快报》2月24日）

　　我们无从知道许霆此番自辩的抛出，是自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还是受了别人的愚蠢蛊惑。可以肯定的是，许霆并不“老奸巨猾”，否则也就不会这般毫无辩护技巧，以至如此口不择言。据其辩护律师表示，“最后一次见到许霆是在年前，距今已有一个多月了”，这意味着许霆在开庭前未能与律师见面沟通。那么，为了使自己获得无罪判决，一个并不精通法律的人，在未能获取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有限的辩护知识，设计出一番“自我感觉良好”却“实属低能”的辩护词，笔者看来并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人品低下，更不能构成重判的理由。相反，真正值得质疑的应该是：法庭在庭审前为何不安排许霆与辩护律师见面的机会？

　　一个必须重视的事实是，许霆抛出此番自辩，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可能被判无罪的极大可能，为了给自己赢得无罪判决加分，他认为必须推翻此前在侦查过程中的供述，为此他绞尽脑汁想出了“我为银行保护财产”这套说辞———按控方的说法是“辩解不实，态度不好”。我们不知道许霆在侦查阶段是如何供述的，也不知道当时律师是否在场，当然更不知道该供述会对判决构成怎样的影响，有无不惜以谎言来推翻的必要；但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在侦查过程中，许霆拥有沉默的权利，那么许霆今天还有必要如此自辩吗？

　　面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压力，不具备辩护技巧的嫌疑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设计回答”，这却往往会使其在疑罪情况下的处境趋于恶化，无异于变相的“强迫性自我归罪”。沉默并不等于放弃辩护权，而是行使辩护权的最佳保护措施之一，缺失沉默权的辩护权无疑是不完整的。试想，假如许霆当初有权保持沉默，那么他也就不必事后编织“我为银行保护财产”之类的言辞。因此，如果说许霆恶意取款案让人们重新审视了盗窃罪，那么许霆在重审时的所谓“经典语录”，最有价值的关注视角，应该是引起人们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