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因为捂死精神失常的孪生妹妹涓涓,成都19岁少女婷婷出庭受审。婷婷之父廖智勇称,涓涓的病让他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市民政局相关人士解释称,涓涓如果享受低保,并加入城镇医保,将解决其大部分治疗费用,相关保障制度是基本健全的。
父亲廖智勇说:“我们不知道能向谁求助、不知该申请什么救助。” ———据《成都商报》2月3日报道
现身说法
A
■嘉宾名片
孙义平 沙坪坝区低保户
我们太需要帮扶
可我们信息渠道太窄
我在极度同情这个家庭的悲剧时,也要极度否定孪生姐姐的做法。让妹妹早日解脱,还家庭一个轻松平静,尽管姐姐捂死妹妹的动机和目的看上去情有可原,但谁都没权利去帮谁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否则就是故意杀人。我也生活在这样类似的家庭,亲人长期患病,每月拿低保补足家庭开销,但如果在面对家庭悲剧时,谁都像新闻中的孪生姐姐那样,擅自结束亲人的生命,那么这个社会岂不真的大乱了?
作为长期面临生活困难的群体,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够了解,任何一项政府帮扶政策的出台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我们受助的方式都很被动。大多数人知道的就是可以领取低保的标准,但对于我们这个群体面临的其他众多资助政策,我们大多不知情。在生活中,如果不是街道的指点,或者主动前往民政部门咨询,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能获得国家的该项资助。可是,国家这些帮扶政策所真正帮助的群体,大多是贫困群体,我们了解政策的渠道很窄,平时忙于生计,更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去读书看报纸,了解政策的变动,可我们又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一群,所以往往会造成政策距离我们很远的感觉。
我和身边的很多人一样,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国家到底有些什么惠民政策,哪些政策能够适合那些困难群众,如果这些具体政策长期远离我们,需要救助的公民就很有可能不能顺利地得到应有的救助。就像现在最基本的低保一样,不也有很多人就没有拿全吗?
长期以来,我们受助的方式都很被动。大多数人知道的就是可以领取低保的标准,但对于我们这个群体面临的其他众多资助政策,我们大多不知情。
建议
A
■嘉宾名片
段茂兵 市人大代表,万州区政协常委,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主任
优惠政策汇编
应发放到所有市民
惠民措施民不知情,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试验: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计,过去5年,重庆共出台了1200余条惠民措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仔细回忆一下,你能说出几条?
要让惠民措施真正发挥功效,老百姓不知情是不行的。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对于惠民措施,不仅多数老百姓不清楚,甚至连部分官员也知之甚少。
我们不能说百姓不知情就是政府没宣传。实际上,每条惠民措施的出台,几乎都有媒体报道跟进。相关部门也通过在网络公告、散发传单、张贴墙报等形式进行了宣传。但为何惠民措施的知晓度仍如此低?依我看,问题分别出在宣传力度和宣传方式上。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某项惠民措施出台,报纸刊登报道、电视播出消息,然后便石沉大海,无人提及,缺乏后续宣传的力度。我们的政府和职能部门在为某项惠民措施出台进行宣传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该措施所惠及的人群的层次性。有人喜欢看报;有人喜欢看电视;有人喜欢上网;甚至有人喜欢看黑板报。因此,在宣传惠民政策时应兼顾所有人的喜好。作为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桥头堡,社区居委会应当在宣传惠民政策时起到关键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两会”上,我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在公众聚集场所多建电子显示屏,每天对新闻、政府公众信息和一些惠民便民措施进行滚动播出;二是将所有便民措施整理汇编成册,向所有市民分发。采取这种宣传措施会增加政府工作成本,但无疑这些成本与惠民措施让民众和社会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过去5年,重庆共出台了1200余条惠民措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仔细回忆一下,你能说出几条?
现身说法
B
■嘉宾名片
彭启仁 公运集团出租车驾驶员,2004~2006年渝中区低保户
程序太复杂
惠民措施打折扣
我认为,对“姐姐捂死妹妹”的悲剧,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并非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们尚且不论婷婷的父亲还给妇联、社区、民政局反映过此事。就以涓涓多年“武疯子”举动,如果当地街道、社区对此不知情,那就已经是他们的失职。在有救助政策的情况下,如果知情而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那相关部门更是难辞其疚。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告之廖家如何申请救助,然后协助其办理。也许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就能避免廖家悲剧的发生。
其实,我们的社会救助措施并不缺乏,起码在城市里是如此。但是,这些措施群众大都不知晓。2004年,我得过一场大病,当时被诊断为肝癌。那时候,我妻子没工作,孩子还在读书,我又没办理医保。住院当月一下子就花去两万多元,几乎是我家所有的积蓄。那时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街道和社区没有任何人主动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亲戚朋友,我没有可以求助的人。
此外,一些救助和惠民措施办理程序相对复杂,也是制约这些措施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以办理低保为例,首先要写份申请书,有工作单位的还要到单位开收入证明,再接受街道调查。低保户大都文化不高,一些人行动也很不便,对于他们来说,一系列手续是很复杂的,一些人甚至无法独立完成低保手续。
所以,我认为政府在出台一些好的措施后,宣传工作应当及时跟进。这种宣传不仅仅是在报纸、电视上刊播就完事,我们的政府机构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让惠民措施覆盖群体尽可能多地知晓。措施制定,而所覆盖的对象却不知有其存在,那也就等于没有措施。
社会救助措施并不缺乏,起码在城市里是如此。但是,有措施,老百姓不知道,也就等于没有措施。成都“姐姐捂死妹妹案”反映的,是社会救助措施制定与宣传脱节的现象。
建议
B
■嘉宾名片
李胡 石井坡街道光荣坡社区副主任
社区召开月度“听政会”
有效传输国家政策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人间悲剧。“我们当时都不晓得有这些救助制度,若能早日得到救助,这一悲剧可能不会发生”,就像涓涓的父亲的话让人心痛!
很明显,成都的孪生姐妹事件已经暴露出,由于政策信息传递的不全面,造成政府惠民措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需要救助的公民也没能顺利得到应有的救助。作为在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我非常清楚:光有好的政策还不行,还需要畅通的信息传输途径。
惠民帮扶政策每年都在出,且每年都有变,别说作为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没办法很清楚地了解到,就连不少一线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清楚各项政策的变化,哪类人群可申请哪些具体类别的帮助。我想说,而这些可能被漏掉的政策,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生的希望,就像这个本有资格申请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居民临时医疗救助的家庭,如果他们知晓政策,应该可以解决大部分治疗费用,悲剧也可能被制止,所以社会组织一定要当好指路人,帮助社区有需要的居民申请适合自己的救助措施,这也将是一条最有效的出路。
在我们社区也有类似这对孪生姐妹家庭的困难家庭,甚至境遇比他们更惨,这些家庭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困扰,但至少在国家帮扶政策的资助下基本上不存在生存的困难———国家各项帮扶政策的知情渠道畅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所工作的社区,每个月都会定期召开一次居民“听政会”,将最新的民政、福利等各项政策传达给辖区居民,让他们自己就能够知道哪些困难是可以得到社会救助的。同时,还安排专人了解各项新政策,并了解各个家庭的具体困难,对症下药地为其提供政策的帮扶。
作为基层工作的社区、街道,我觉得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打通这条帮扶道路。但现在全国仍有很多基础宣传单位,仍然依靠黑板报、喊话、出通知等旧模式传达惠民政策,这样的宣传方式根本无法达到初衷,大多数居民根本无法被告知。
据了解,现在我市已经开始模仿北京的社区模式:让专人负责收集各类惠民政策和社区群众情况,在政策和有需要的居民之间搭建桥梁。目前这样的模式正在试点,今后有望在全市推广。
现在我市已经开始模仿北京的社区模式:让专人负责收集各类惠民政策和社区群众情况,在政策和有需要的居民之间搭建桥梁。目前这样的模式正在试点,有望今后在全市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