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季统一灭鼠前，重庆鼠密度达到15%以上，为国家的3倍；蟑螂侵害更是高达70%以上，超过国家标准几十倍！

　　随着三峡库区水位的上升，库区大量的老鼠正沿江上迁，进一步威胁主城。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明确建议：打老鼠、灭蟑螂也是政绩！应将其纳入政绩考核之中。

　　此建议是哗众取宠，还是切中要害———灭四害制度缺失？

　　信报记者 胡勇/文 张秀良/图

　　“四害”凶猛

　　被老鼠困扰生活的经历，或许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但下面这个案例却不得不让人警醒：

　　2007年，重庆某机场。一架客机在准备起飞时，仪表却突然不能正常显示了。机长让飞机上所有工作人员立即排查，发现飞机的一根数据线断了。

　　“老鼠！”机长很快意识到真正的肇事者是谁。然而，在偌大的机舱中捉鼠是何等费力，折腾老半天后，机长只得无奈宣布：飞机停飞。

　　为了灭鼠，机长请来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人，没有成功；随后，机长又专程请来了检疫局的捕鼠专家，利用熏蒸法，才把老鼠从机舱中逼出来———这是一星期之后的事情了。据航空公司估算，因为这只老鼠，该公司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同样是四害之一，蟑螂的“行径”也愈发让人感到恐怖。

　　2007年7月一个凌晨，家住北碚区金华路的周小姐，捂着耳朵冲进北碚区中医院急诊科，向医生讲述：她的耳朵里一直有东西在蠕动。

　　医生检查后，急忙用专业镊子把这个“东西”夹碎后取了出来。原来，一只名为“德国小蠊”的蟑螂，趁周小姐熟睡时爬进了她的右耳。因为德国小蠊进入耳内无法自己爬出，加上其爪子带有毛刺，所以导致周小姐的鼓膜被轻度划伤。

　　周小姐的遭遇并非个案。根据重庆市疾控中心的报告，去年1至7月，自然病源及虫媒传染病发病率每月上升，仅7月份因病媒生物传染疾病死亡16人。

　　2007年3月，重庆市爱卫会专家联合某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的消杀人员，在渝中区作了蟑螂侵害现状的抽点监测。

　　监测点之一是学田湾某火锅店的厨房，消杀人员在已经做了清洁的厨房里，拿出一管牙膏状的东西涂在灶台、墙角等地方，不到1分钟，厨房的地板和灶台上就爬出了10只蟑螂……

　　更让人震惊的是，重庆市境内的蟑螂种类也明显发生了变化，且繁殖力越来越强。据重庆市爱卫办专家介绍，重庆以前多是非洲大蠊，易于杀灭，用药物一喷就死；如今，非洲大蠊已被一种小蟑螂———德国小蠊取而代之。据称，1只德国小蠊的雌虫，1年可繁殖1000万只后代。因为其个头更小而更容易隐藏，查杀更为不易。

　　可怖的预期

　　如果上述例子让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下面的消息则更让你震撼。

　　《美国自然学者》日前载文：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可能将导致昆虫突破以往的活动空间而迅猛增加，这将对人类构成一种潜在威胁。

　　该文称，在温暖的环境中，昆虫经过更快地新陈代谢后，会加速繁殖。

　　这一研究结果令科学家难堪。有科学家甚至预测，在今后的夏季，将有可能出现更多会咬人的昆虫种类；而习惯使用杀虫剂的人类，将因昆虫抗药性加强以及繁殖速度倍增，而束手无策。

　　有些人甚至担心，一个新的昆虫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将看到，许多有害生物种群，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向数量的巅峰。”重庆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副会长赵显伦说。北京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张青文对此观点也表示认同。

　　这并非危言耸听。为了解重庆市“四害”的侵害率到底有多高，2007年，重庆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吴昌德曾与多名政协委员一起，历时数月，走访了各区县爱卫办，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委员们调查发现，近两年，重庆市春季统一灭鼠前的鼠密度达到15%以上。其中，食品与副食行业高达30%以上，宾馆达12%，居民区达14%以上，均已超过5%的国家标准。2006年至2007年，重庆市境内蟑螂侵害率高达70%以上，超过国家标准几十倍！

　　重庆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在2007年9月出具报告显示：重庆境内的农贸市场是受蟑螂侵害最严重的地方，侵害率高达85.5%，其次为餐饮行业，侵害率为41.3%。

　　“在如此高密度的四害侵害率背后，发生伤人事件肯定难免。”吴昌德说。重庆市爱卫办在2007年1月监测发现：重庆市由蟑螂、老鼠等引起的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比往年同期上升了50%。

　　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据近几年监测发现，随着三峡工程的分期蓄水，库区气候、水文、地理地貌和植被都发生了改变，库区老鼠被迫聚集内迁，导致鼠密度增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天灾或人祸？

　　事实上，“四害”凶猛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生态的变化。

　　吴昌德认为，对民众来说，四害问题更是一个不争的公共卫生事件，关乎城市形象与民众生活质量。制度的缺失，为“四害”平添了更多繁殖和生存的空间。

　　譬如去年发生的洞庭湖鼠患事件，不仅成为该年的十大新闻之一，在400多万亩湖洲中，聚集了约20亿只东方田鼠，它们随着长江泄洪、洞庭湖水位上升，而大量内迁。这也让全中国人民在渐渐遗忘了“四害”一词后又再度记起。之前一次最深刻的记忆是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次蔚为壮观的“除四害”运动。

　　洞庭湖鼠灾事件让人们反思：我们曾多在多长时间里，忘记了鼠害其实离我们不远？而灭鼠灭四害，又在何时被纳入了政府的制度性管理？

　　就重庆而言，缺乏制度性管理，信息搜集不全面，都是制约因素。重庆市爱卫办的工作人员郑发文称，他手里有很多人鼠大战、人蟑大战的案例，但都是爱卫办在工作检查中搜集到的，至于严重的病媒生物伤人事件，至今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向爱卫办报告的专门机制。

　　“老鼠过街人人不管，这是我们政绩考核的一个盲点。”吴昌德说，事实已充分证明，重庆的“四害”很严重。但病媒生物防治工作不像其他经济工作，有投入就有产出，因此一些地方就把这事当成了投入大、政绩小、无足轻重的小事。

　　吴昌德在调研中发现，这些“虫虫鼠鼠”的事很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甚至有些区县明确表示不接受市里相关部门的检查。

　　领导如果不重视，能否从法规上给予制约？结果却是：《重庆市除四害管理规定》已颁布9年，其适用范围已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责权不明，缺乏可操作性。”吴昌德认为，要改变现状，就得先改变《规定》。

　　2008年1月，吴昌德在重庆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提交议案：打老鼠、灭蟑螂也是政绩！也应纳入政绩考核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从重庆市爱卫办了解到，他们已经组织专家对《规定》进行了修改，并报送至市法制办。修改后的《规定》更注重对四害的预防与控制，在责权上将会更明确。

　　资金缺口巨大

　　吴昌德的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重庆市爱卫办副主任熊德华认为，目前的制度明显缺失，“尽管每年统一灭杀后，‘四害’都能控制在标准之内，但老鼠和蟑螂是流动繁殖，单一区域内的灭杀实际效果并不长久，需要做的是一个整体工作。”事实上，一些区县的灭“四害”工作并没达到重庆市爱卫办的要求。在去年的统一灭蟑螂活动中，就有5个区县受到通报批评。

　　但熊德华也甚为体谅区县爱卫办的难处。“尽管全市2/3的区县有办公经费，最多的渝中区一年甚至有70万元，但很多区县都仅有几千元，还有1/3的区县没有经费。”

　　和其他城市相比，重庆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据熊德华透露，北京市每年投放到四害防治工作中的经费为1000万元，上海为700万元，天津为400万元，而全重庆市仅为150万元。

　　事实上，这150万元并不包括城区公共外环境治理经费，若将这笔费用算在一起，缺口将更大。熊德华曾算了一笔账，全市的公共外环境的治理将要花费3000万元左右———这部分肯定是要由政府埋单。但去年全市投放到这方面的资金只有800万元。

　　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重庆市爱卫办的写照。按照相关规定，在“四害”的治理中，不允许爱卫办以经营方式创收。于是，重庆市爱卫办只得将经营场所的“四害”灭杀工作推向市场，以招投标的方式让专业公司操作，“谁得益，谁出钱”。

　　作为重庆唯一的除四害民间协会———重庆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承担了此项任务。该协会是1997年成立的，其前身为“重庆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协会主要在市爱卫办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并对专业的有害生物防制公司进行资格审核、技术指导和培训。同时，在每年两次的统一的灭“四害”行动中，统一采购受国家指定的药物给专业公司，以防止杀灭过程中造成的剧毒药泛滥。

　　“现在城市外环境的治理还可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政府投入这一块。”重庆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副会长赵显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