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巫山文物贩卖市场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可怖的危机———相关机构打击走私的能力难以得到实质性提升，而文物贩子的走私渠道却愈发严密起来。

　　信报特约记者 刘洪庆

　　无能为力的文管所

　　在对合法的文物收藏者的管理上，文物管理所是主角，警察只是配合工作。在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除了要负责各支考古队的挖掘工作，还要负责看管博物馆内馆藏的3万件文物。

　　巫山文物管理所现有5男两女7名工作人员，40岁以下只有3人。在其下设的40个乡镇文化站中，每个文化站只配备文化专员1名，或者2名。

　　随着最后一支考古队撤离巫山县，2007年底的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内，异常安静。“我在清点文物。”文管所副所长裴健，隔着文物贮藏室的窗子，对记者说：“我实在忙得脱不开身。”

　　两年来，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分别联合巫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治安大队、地方派出所抓捕盗宝者18人。该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徐昌勇说：“也只能抓捕盗宝人，走私贩卖的很难得到线报。”

　　徐昌勇解释说，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本身经费就少，给举报线人的奖励资金更少，2006年，为奖励一线人举报有功，所里研究了几天，“最终还是所长顶住压力，狠心拿出500元作为奖励。”

　　据悉，徐昌勇的月工资为810元，这是国家在划定公务员标准以后的工资标准，而“以前更少”。待遇低、工作辛苦，自愿到基层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非常少。在过去12年间，进入巫山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只有5人。

　　走私渠道更为隐蔽

　　与三峡文物充斥着国内文物市场不同的是，如今的巫山文物贩卖市场却风平浪静。2007年5至12月，7个月间，巫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查获的文物倒卖案件只有两例，且皆是盗宝案件。

　　巫山县刑警大队大队长潘维军表示，近年来，随着巫山警方对文物打击力度的加大，文物犯罪案件逐年减少。“首先，文物数量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后，数量变得很少；另外，警方的打击，迫使很多文物走私方式变得更为隐蔽。”潘分析道。

　　荀宝表示，巫山县的盗宝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物贩卖渠道，皆为单线联系，“警察根本找不到这些渠道，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渠道，可是同伙都不愿意对我说。”

　　潘维军也认同了荀的说法。他说：“现在的文物贩子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抓捕起来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国家在政策上，承认‘赠予’和允许‘私人收藏’的合法，这使我们在界定‘有罪’与‘合法’上难度很大。”

　　2001年，一名叫做甄玉清的外地文物贩子在巫山落网。然而，在后来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却实在是找不到贩卖的事实。最终，只有把收缴来的320件文物交给巫山文管所后，为其办理取保候审。“尽管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大文物贩子。”潘维军说。

　　随着文物市场的进一步热化，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文物走私在方式和渠道上变得更为秘密。“利益驱使下，甚至有个别老百姓甘愿为其打掩护。”潘说。

　　“部分老百姓外出时，在行李中间夹几件文物，这种情况是最难抓的。”潘说。

　　法规执行不易

　　除此之外，重庆考古所所长方刚还谈到了文物保护的另一种尴尬。按《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土后收归国家所有。“但现实执行起来很难。”方刚说。

　　1993年，奉节宝塔坪、紫阳城等古墓区开工时，1000余古墓被当地老百姓一抢而光。“不少老百姓的理解是，挖到的就是自己的。”方刚介绍，考古队发掘一处遗址，要花几十天时间，而盗宝者只要几天甚至一晚上，就可以将一处遗址或一座古墓破坏得千疮百孔。

　　譬如早在2003年8月，一批盗宝者打着某大学考古队旗号，大摇大摆地进驻万州武陵进行“科学考察”。“一夜就盗走大批文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考古专家说。

　　综合以上3方面因素，作为三峡文物走私的源头———盗宝者，就有了像《鬼吹灯》中描述的那样一个“完美的结局”：胖子和大金牙继续在潘家院子做生意，混出了名堂。至于明叔，看破名利，带着阿香回到香港，平静地过着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