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书评人 黄亚明

　　胡适是上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又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堆在他身上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正如郁之所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读书》1995年第9期）这应该是今人评述古人的一个科学途径，是用来打捞并观照胡适的客观标准。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李伶伶和王一心所著的《日记的胡适》显然有所侧重，它更多地在胡适的思想、婚恋、际遇、政治方面下功夫，既有外在，亦有内在。研究历史，我们往往只能从史籍中获取关于某人某事的一鳞半爪的印象，前之史家，依靠更前者的史料开挖，不可避免携带个人观点、合理揣测乃至想象，后之史家，所收得的史料属于“二手”“三手”也不足为奇。幸好胡适还有“日记”存世。作者在《后记》中说：“大概没什么能比日记更能透露一个人的内心了。日记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心电图，对心脏的一跳一停，一松一紧，都有精细地记录，如果愿意记录的话。它对于了解一个人，当然是极其珍贵的，而有着其他任何材料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日记也有个致命的毛病，西人云：自传是最靠不住的材料。日记当然也有不靠谱的地方，尤其是胡适，他很清楚自己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分量，他的日记本来就是写给世人、后人看的。

　　《日记的胡适》正是以“胡适日记”为舟楫，欲涉过历史迷津，探访胡适灵魂。解剖历史人物之心理，手法颇为凶险，稍有不慎，即失严谨。然若拿捏得准，亦可成一家之言，将旧史书中冷冰冰之人物，通过心理分析一激而活，异趣纷呈。同时，为避开“预备着留给后人看”这个“陷阱”，作者虽然以“胡适日记”为出发原点，不脱离“日记”的底子，思考却颇为精细：不管胡适在日记里写下的是什么看法，我们多少可从其中，窥探出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的个性和真实自我，要么了解他讳言的苦衷与不说真话的原由。另一方面，作者尽力搜罗胡适与王云五、蔡元培、马寅初、傅斯年、陈独秀、辜鸿铭、鲁迅、陶行知、梅兰芳、郭沫若、徐志摩、梁宗岱、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陈垣、余英时、张爱玲等等著名人物的交往记录，以发掘人物特点。上述3点，使《日记的胡适》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能跳出日记看胡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至于胡适与溥仪，很显然是一对矛盾体：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日记的胡适》记载了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有些“感动”，引得举国一片哗然。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后来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反复为自己“辩护”。时隔7年，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才沉着脸说“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这样一个矛盾的胡适，一个文化先锋与思想“守旧”的胡适，一个坦言“二十年不问政治”却在政坛混得风生水起、旋即被绊了脚跟的胡适，一个爱护青年却又文人相轻的胡适，作者认为一切的起因在于胡适“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立场，胡适坚守“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反对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于是在一个狂飙、混乱、各占山头的时代，胡适种种非常的言行，便终于有了一个合适合理的出口。

　　《日记的胡适》

　　作 者：李伶伶 王一心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