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

　　在2007年与2008年的新旧之交，有两大文化事件猝不及防地跃上了中国舞台。这两大事件都来自重庆，都成了媒体热捧的对象。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放在重庆成为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和中国农村人口正以不可遏止的高速涌入城市的大背景下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出现在这个特定的城市绝非偶然。

　　我所指这两大事件，之一是由重庆农民工创作表演的《农民工之歌》将进入央视“春晚”；之二是重庆一名力哥在连续出演了5部网络电影之后，前天接到中国新媒体电影制作发行中心的通知，称在2007年全国参评的205部网络电影中，他凭一脸极富特色的大胡子造型，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参见1月13日《重庆商报》）

　　这名获得“影帝”称号的大胡子力哥此前一直在三峡广场当棒棒，所以他出演的网络电影都与棒棒有关———诸如《疯狂的棒棒》、《棒棒也疯狂》等等。

　　来自乡村的大胡子们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以网络文化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当红主角”，由这一事件所释放的文化信号，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不论是农民工创作演出表达自己心声的歌曲，还是力哥兄弟在网络电影中表现自己“原生态”的生活场景，由于他们的生活舞台已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所以他们的受众除了农民工群体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城市市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他们创造的那些活泼生动的文化元素，正像一条条奔泻的山涧溪流，融入都市文化的河流。

　　世界上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形成，都有一个动态融会的过程。这其间，那些曾经被视作不入流的亚文化群体会以他们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向传统的主流文化发起挑战———30年前，香港曾被内地一些“雅文化的守护者”称为“文化沙漠”；30年后，香港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元素已经与内地难分仲伯，而周星驰甚至成了北大学生的偶像。这里边，就有一个内地传统文化与香港商业文化的交融过程。

　　不过，我们在敞开胸怀接纳农民工群体给城市带来的文化新元素时，也必须注意两种倾向：要么以居高临下的精英心态，对农民工文化进行修枝剪叶的肆意拔高，实际上等于借农民工之口向强势文化表达感激涕零的“乡愿”。要么抱着猎奇的眼光去发掘弱势群体的生存尴尬，以低俗为噱头，把农民工当作城里人嘲笑戏弄的对象；甚至把种种反文明的陋习当作标签硬贴在农民工的身上，试图让这类陋习成为他们终身伴随的“胎记”———而后一种倾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流行文化贩子惯用的“商业包装”。从《棒棒也疯狂》等影片的情节设置中，我们隐约看到了这种倾向的些许影子。